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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怀武汉大学首任校长
[ 录入者:admin | 时间:2009-06-18 09:13:04 | 作者: | 来源: | 浏览:224次 ]

       追怀武汉大学首任校长

                     吴 忠 亚

一、半治学半从政的一生

二、继刘、李筹备之后首任武汉大学校长

三、顶邪风战恶浪把建校坚持到底

四、武大新校舍第一期工程竣工

五、武大作资本蒋介石垂青

六、教育部长并不顺心

七、抗战以后历任要职

八、老死台湾不忘武大

 

先师王世杰,是二十年代初,对我国现代法学建设有过卓越贡献和深远影响的一代法学大师。当时他以其博学,雄踞“北大”法学讲坛。然而比较起来,先生的业绩,尚应以创建国立武汉大学为后来居上,并为其平生之冠。当1929年,先生就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时,这所大学还只空有一块新招牌,全部校景还只是未完成的蓝图。校址珞珈山(原名罗家山,武大建校后由闻一多建议改为今名),也还是一座荒山。先生就任后,在短短一年内,使校声得以鹊起,原来规划的建校蓝图得以成为现实。这不仅在旧中国高等教育建设史上,是光辉的一页;对新中国高等教育建设事业,也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笔者作为武大的第二届毕业生,在学校度过四年(1929~1933),因得耳闻目睹当年母校的一些创建情况,并对当年校长先生的建校思想和创业精神,有切身了解和体会。兹因《武汉文史资料》编者约稿,情不可却。盖以先生辞世多年,及门弟子纪言述事,义不容辞,勉成此篇,供参考而寄哀思。

 

一、半治学半从政的一生

先生字雪艇,湖北崇阳人,生于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幼时初入乡间私塾,接受传统方式启蒙教育和国学教育,继入武昌优级师范学校,接受现代科学和外国语文教育。这两方面的初期教育,是他后来在学术上取得卓越成就的有力基础。当时值清末国势衰败,外侮日亟,瓜分之祸,已迫眉睫。先生少年时代的纯朴心灵,也不能不感到了这种时代的沉重压力。他矢志讲求实学,为实业救国之计。师范毕业后,乃复远赴天津,考入北洋大学矿冶科,专攻采矿冶金之术,期以此富国强兵,酬其报国夙愿。入学未久,辛亥革命爆发,他闻讯奋起,毅然辍学南返,投身于革命行列,任武昌军政府秘书。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稽勋局论功行赏,先生不愿为官,得由民国政府资送赴英留学。这时他由于经过一番革命实践,深感民主建国,较之实业救国,更为急切和重要,因而他的学习志趣,也就由醉心自然科学,转变为醉心社会科学。故在抵英后,不再继续学习矿冶,从头学习政法。这自然大大增加了他当时的学习难度。但为了借鉴欧美各国的民主法制,使有助于新生民国的民主建设,决心迎难而上,终于在四年之后,取得了英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学位。随又转入法国巴黎大学法学研究院继续深造,两年后取得了法学研究上的最高成就,成为法国巴黎大学的法学博士。

在留英、法先后六年的漫长时间里,先生把他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之中。不仅博览群书,遍及欧洲古典政法名著和当代政法名家学说,还利用各种机会和余暇,对英、法等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及其运用情况,进行实地考察,并比较研究其长短得失。凡所论述,皆博采各家学说,自成一家,尤贵在理论与实际并重。以是早在学成归国之前,先生已以其博学,蜚声于欧美留学界。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闻其名,预约归国后任教“北大”,先生也欣然应聘。以讲学为其报国之始,自是置身于“北大”法学讲坛者凡六年。并前著有《比较宪法》,为海内法学界所宗。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先生应邀南下,受任为法制局长。越一年,改任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更以其建校显绩,大著声于全国教育界。1933年,被调赴南京,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1938,转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又复先后兼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为加强坑日救国统一战线及战时国际宣传,贡献了力量。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外交部长。1949年退隐台湾。1984年病逝台北,终年92岁。

 

二、继刘、李筹备之后首任武汉大学校长

如前所述,1929年,先生受任为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时,这所新大学还是只能在武昌东厂口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旧址的大门口,挂起了一块空牌。为人们所憧憬的庄严宏伟的新校舍,尚在设计之中。珞珈山新校址,也还是一座满目荒凉的荒山。前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建立于民国初年,是这里最早出现的第一所现代高等学府,也是我们母校的第一代前身。她伴随民国诞生而诞生,经历了民国以来的风风雨雨。仅校名,就被改换为四次。她的古旧校舍,还部分是前清时代的遗物,从那时起,一直被修修补补地沿用下来。当时新上任的王校长,也就是只能在这座古老破旧的校舍里,收拾好一间陈旧老屋,作为他的办公室,开始干起了他的新大学创建工作。实在说来,这份艰难缔造的工作,也并不是由王世杰先生从头干起的。

192711月,新桂系的军人胡宗铎、陶钧盘踞武汉,大肆屠杀共产党人,摧毁了国共合作的中山大学,杀了校长李汉俊。其时《现代评论》派(编纂人有胡适、陈独秀、李四光、丁文江、丁燮林、唐有壬、彭学沛、王世杰、王星拱、周鲠生、杨端六、任凯南、陈源、皮宗石等)诸人,正谋向南方发展。他们多是北大教授,与蔡元培有着良好的关系。当中山大学被摧毁之后,华中重镇的武汉成了大学真空。1928年蔡元培在南京中央政府任大学院长,王世杰任法制局长,李四光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周鲠生在中央大学任教并在法制局兼职,他们和蔡元培商量,遂有在武昌筹设武汉大学之议。在武汉任国民党政治分会主席的李宗仁和在南京的蒋介石都要拉拢湖北人,为适应“鄂人治鄂”的要求,19285月,派张知本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并任湖北名人严立三、石瑛、张难先分任民政、建设、财政厅长、刘树杞为教育厅长。他们热心服务桑梓,都想给子孙后代办些好事实事。因而积极响应蔡元培先生创设武汉大学的倡议,并随即设立建校筹备委员会进行筹建工作。筹委为刘树杞、王星拱、周鲠生、曾昭安、黄建中。李宗仁派麦焕章为代表参加。同年8月,刘树杞受大学院之命兼代校长,在东厂口旧址主持登记旧生,招收新生和开学上课事宜。又聘李四光、王星拱、曾昭安、张难先、石瑛、叶雅各组成武大新校舍建筑筹备委员会,以李四光为委员长。

李四光受任后,以其地质学浓跋山涉水实地勘察的精神,亲自带着几个助手,踏遍了武汉市郊的山山水水,选定了邻近东湖偏僻荒凉而有广大发展的珞珈山和狮子山一带为武大新校址。此时,有一股目光短浅的旧势力,打起“节省人力物力”的幌子,主张按过去历次改建的惯例,换换新招牌。利用民国初年以来一直相沿的旧房,稍事扩充修补,作为新大学的校舍。先生绝不以为然。他认为,武汉是历史重镇,首义名城,且地处九省通衢,是我国早期对外开放的国际商业都市,为中外观瞻所系。要在这里建立一所新大学,就必须从外观到内容,都是世界第一流的,才能与之相称。尽管外界的恶意中伤和流言蜚语,什么“好大喜功”,什么“不自量力”交驰而来,先生“风雨不动安如山”,本着发展教育,造福后代的决心和信念,坚持建校工作,不稍松懈。他又自带着工程师缪思钊勘察珞珈山、狮子山每个山头,每条沟壑,还捡来各处的石头标本,对地形、地质作了十分入微的了解,并测量校址地基,划定建校面积3,000亩。随即聘请加拿大开尔斯工程师为各项工程设计制图。建设新武大的蓝图制定后,南京政府大学院和湖北省政府根据规划,共同商定,拨建筑费银币150万元,中央地方各认一半。当即各拨20万元。正当按照设计图纸准备分期投标开工之日,先生奉调返回他的地质工作岗位,旋即赴英讲学,刘树杞也辞去代校长兼职。不久随着湖北政府改组,这位不愿当官的学者,回到北京大学教书去了。

三、顶邪风、战恶浪,把建校坚持到底

19292月,王世杰先生受南京政府大学院长蔡元培先生之命,首任武汉大学正式校长,接替李、刘两先生建校、治校的双重任务。当时珞珈山新校舍的设计工作尚未最后完成,全校师生仍挤在东厂口旧校舍内上课。19311月,开尔斯工程师所绘制的珞珈山新校舍图案完成。在校长王先生的主持下,召集沪汉各大营造厂投标。初次得标的是汉口“汉协盛营造厂”。接着又有“袁瑞大”、“蔡广记”、“唐生记”等营造厂和“上海六合公司”。最后“唐生记”中标。当施工队伍开进工地平土打基之时,一股地方封建势力掀起迫使武大新校舍停工的邪风。这时以张知本、严立三、石瑛、张难先、刘树杞等认真办事的一班为主体的湖北省政府已下台。代之而起的多是争权夺利的政客,那股想迫使武大新校舍停工的邪风,就是从那里冲出的。新的湖北省政府居然向学校发来紧急公文,以所谓“占用民地过多”为由,推翻上届政府的决议,指令正在开工的新校舍工程马上停工。这一急剧巨变,并没有使决心把武大建成为世界第一流大学的王先生惊慌失措。在就任之初,他就曾明白宣布:“关于创办武汉大学,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不办则已,要办就应当办成一所有崇高理想,具备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大学”。又说:“武汉在我国的地位,相当于芝加哥在美国的地位,都是处于全国交通、经济中心的大都市。我们应当在这里办起一所拥有文、法、理、工、医、农六个学院,规模宏大,十年后学生可达万人的大学”。

当时我们母校的学生人数只不过四五百人,他的“十年万人”设想,真是何等远大!

他又说:“从我国现有各大学情况看来,还没有任何一所,可以说是有了一个较系统的校舍设备的。南京的中央大学、广州的中山大学,都是当地以前的高等师范学校的旧址改建而成的;就是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也是由以前的京师大学堂和其它各种学校的旧校址改建而成的。但所谓京师大学堂以及其它各地的高等师范学校的原有校舍设备,实在都不过是中等学校的规模。一个办中学的校舍怎能办一个真正的大学呢?现在我们的旧校舍,也是由以前的武昌高等师范学校一直沿用下来的,其原先规模,本就不及南京、广州的高师,目前更已残破不堪,太不象样,所以现在我们要想把武汉大学办为一所真正的大学,第一件刻不容缓和必须全力以赴的大事,就是要积极完成我们的新校舍建设。”本此信念,先生顶着邪风前进,毅然亲赴省府,当面邀请他们这帮省府大员,亲临珞珈山现场视察,他们自恃有权,可以为所欲为,也就昂然而来。他首先引着他们,绕行山地一周。这帮老爷们一向养尊处优,从来就是两眼不往下看,两脚不踏实地,这时步履艰难地翻山越沟,早已被累得叫苦不迭,再加沿途所见,到处都是乱石成堆,杂草丛生,简直找不到他们想象中的所谓“民地”,不免大失所望,更不禁做贼心虚,纷纷自请停步,中止视察。先生依旧满面春风地殷勤待客,请他们到一间工地房子里休息,随即就地设宴款待。酒过三巡,先生以主人身份,首先对他们不辞劳苦,亲临视察,表示欢迎和敬意,接着就引入正题说:“这座位于湖北省会近郊的荒山,在经历了几千年荒废之后,今天能被国家用来建设这所规模宏大的国立大学,不只是湖山有幸,而且也是我们湖北全省的莫大荣幸。因为这所国立大学,虽是面向全国,为全国各地培养各项人材,但‘近水楼台先得月’,首先受惠的,自然还是我们湖北地方的青年子弟和我们湖北的地方政府。作为湖北人,我们应当热烈欢呼,并应各尽所能,共襄盛举,把这所大学建成得更加美好。我想在座诸公,必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不幸竟还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对国家建校计划,多方阻挠破坏,最近居然不顾事实,凭空制造出所谓‘占用民地过多’的谎言,蒙哄政府,欺骗社会,省府未加详察,也竟以此为由,发来公函,要我们停止新校舍建筑工程。我们深知省府诸公,是受了这帮人的蒙哄,并深信事实之终胜雄辩,耳闻之不如目睹,不愿把宝贵的工作时间和精力,凭白浪费在口舌、文字争论上,所以特地邀请诸公,亲来这里看看。今天通过现场视察,大家已都亲眼看到,这里并不是‘占用民地过多’,而实在是;‘利用荒山,变废为宝’,事实面前,谎言已不攻自破,诸公也想必恍然!”

这席话把大家都说得无可再辩,只得顺势推说受人蒙哄,为自己找到了一个下台的台阶。对他们要求停止新校舍建筑工程的公文,当场声明作废。先生为了进一步防止所谓占用民地过多的谎言,在社会上产生误会和不良影响,更为了防止他们再食前言,重新反复,要他们以省府名义,发出布告,把议定新校址界限,通告周知。他们也只好答应。过不多天,盖有省政府大印的皇皇布告,贴到珞珈山的工地四周。布告上用红线明确规定东起东湖之滨,西至茶叶港,北起郭郑湖,南抵茶叶港桥头,方圆总面积共约3,000余亩,为我们母校的新校址。于是这场震撼一时的新校址的问题,就这样由先生勇于和善于据理力争而取得了全面胜利。

藏在省府的封建势力,仍不甘心于前场斗争的失败。不久,他们又掀起一场所谓“破坏坟地抛尸暴骨”的恶浪。本来珞珈山这一带多是荒山,早被一些人自由占用,作为坟场基地。为了尊重传统习俗,照顾坟主感情,在建校之初,曾经再三发出通告,劝请有关坟主,迁坟让地。并还拿出大量人力物力,对有关坟主,进行帮助和补偿,避免了纠纷的发生。看来这个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合情合理的圆满解决的。不料当布告明文规定划定新校舍建筑工程全面动工的关键时刻,忽有武昌业主会陈云五等百余人,以所谓“坟主”身份,联名向湖北省政府提出控诉,指控武大开山建校,侵犯了祖宗坟墓,破坏了地方“风水”,要求省政府为他们和地方作主。且省政府对这种无理取闹,不仅不加驳斥,居然受理,对他们表示同情,为他们撑腰壮胆,并还公开出面,以所谓“尊重民意”为由,劝令武大立即停止新校舍建筑工程施工。

更有甚者,教育厅长黄昌谷勾结省议员程国藩等人向南京政府控告武大挖路掘坟,抛尸露骨,要求阻止工程进行。同时程国藩带着一批人闯进东厂口先生的校长办公室捣乱,不许工人平地,扬言“坟不能迁,地不肯卖”,他们要躺在坟上,如果逼出人命,“武大要负全部责任”。这群所谓“公正士绅”,还接二连三地聚众示威,大搞游行请愿,大发宣言传单,闹得满城风雨。全校师生的精神,都不免随之紧张。校长先生首当其冲,其所亲身承受的压力,自然要比我们任何人都更加沉重。不说别的,单只我们当时所亲见亲闻的,就有邮局每天成包成堆送来的无数封恐吓信。这些匿名或者署名的恐吓信,矛头都是直接指向王先生本人的。其中有的说,如果他硬是要把开山建校进行到底,他们就要和他拼命;也有的说,如果他胆敢侵犯他们的坟地,他们就要到崇阳乡下,去挖他的祖坟。当时他私人住宅,是在武昌草埠门大街,临时租用的一幢旧式民房,距离学校有一段路程,中是要穿过一些狭街小巷,往返都容易受到袭击。同事们再三劝告他,暂时单身住到他的校长办公室,深居简出,免遭意外。但他都婉言谢绝,坚持每天照常往返上下班,不稍畏避。他还经常亲自到新校舍建筑工地,向所有参加施工的工程人员和工人们再三明白宣布:“无论外界形势怎样恶劣,我们的建校决心,绝不稍有动摇,建校工程,也决不稍有停顿。”并再三鼓励他们安心下来,加快建校工程的进行速度,同阴谋破坏的人,展开时间竞赛。他这种从容镇定、沉着应变的精神状态,在我们校园里、工地上,起到了很大安定力量的作用。一切教学工作和工程施工,也都照常有秩序地进行,没有受到太大的干扰。

但当消息传到先生的崇阳老家时,却在那里引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这是由于这些可怕的消息,经过一些传布者的辗转加码,变得更为可怕。远在数百里外的王家族人,不能不为之分外震动。原来平静的乡村,顿时变得象一锅煮开了的粥,到处沸腾起来。族中的一些小伙子反映快,马上就组织好了护坟队,拿起他们家中的一些原始武器,如临大敌地日夜轮流守卫着他们的王家祖坟。族中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胆小怕事,连夜跑进省城,找到先生,向他当面劝告。他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说,办大学是政府的大事,开山建校更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应当让那些达官贵人们来办。你一向读书、教书,不会做官,又无权势,何苦要来承担这种风险!你即使完全不为自己着想,但总应为上代祖先和后世子孙们想想,要是祖坟被挖了,我们怎能有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又怎好向子孙交代呢?……对这些劝告,先生早已听不下去,但面对这些年长、好心的族人,他也只好耐着性子,等他们把话说完。但也带有锋芒地回答说:“你们的一片好心,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但我也要坦率告诉大家,你们首先就是把我完全看错了。我并不是一心要当这个校长,而是一心要建成这所大学。这是我对国家百年大计的贡献,也是我对培养了我的故乡父老兄弟的最有意义的报答。为此而作出任何重大牺牲,任何重大代价,我都是甘心愿意,绝不后悔的。脑袋被打破了,找个医生缝上几针,不就没事了吗?祖坟被挖了,不也可以照样修复吗?实在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对应付这份意外的风暴,早已作好了最坏最后的准备,下定了最大最后的决心,他们想用这种恐吓手段来把我吓倒,是绝对不能办到的!你们都快回去,不要再为我和祖坟担心,更不要庸人自拢地搞什么“护坟队”。他们会挖,我们会修,而且还会比以前修得更好,有什么值得这样大惊小怪的!”族人们对他这种坚强的性格,还多少有些了解,知道再说下去,也是徒费唇舌,甚至会使他更加发火,只好就此乘兴而来、败兴而返。后来所谓“挖坟”的事,并没有发生。

与此同时,先生一面寻求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一面积极采取了一些相应的行动,进行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通过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分头找到了一些较明大义的坟主,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细微的说明动员和实事求是的具体帮助,使得有些人乐于带头迁让,尤其是一向难以说话的坟主如安徽会馆也把义冢迁出,带动了许多坟主,退出了抗拒迁坟的行列。

击退了地方封建势力之后,在使用3,000多亩土地上仍然出现了重大阻碍。旧官僚如石星明的一块山地,本已作价卖给学校,但山上原有2,000多棵松树,他硬说卖山没卖林,声言要砍伐。经交涉,以每棵2元的代价留下,一次敲诈了5,000元;前清江汉道尹周汉三在东湖墓山有片山地,武大买了其中的三个山头作农学院的林场,而付出了比时价高出一倍的1,000多元。当然也还有一些关心教育的业主,如武汉戏剧公会把该会拥有的义地中的坟墓迁出,将地皮无偿地捐给学校。咸宁王职夫把自己的私田赠予学校。后来听说王茂先、沈质清先生代表武昌县将一块大苗圃献给了武大办东湖中学,武大医学教授将汉口同福里的一栋三层楼私房赠给学校作招待所。高行义举,值得称赞。

 

四、武大新校舍第一期工程竣工

随着各种恶性事件和纠纷的消除,武大新校舍第一期建筑工程,在珞珈山各个建筑点由各个承包营造厂齐头并进。

第一期建筑工程投资总额60万元,计有学生宿舍4栋,每栋4个宿舍,即“无字斋”至“张字斋”等16个宿舍。文学院、理学院、大礼堂(上层大礼堂、下层饭厅)、教职员宿舍18栋,以及小学、工厂、动力厂、商场、消费使用社等。19321月第一期工程竣工。原来挤居在武昌城内东厂口旧校舍内的一批师生,搬进了珞珈山新校舍,同年33开始上课。武汉大学以其东方古典建筑风姿与西方建筑矫健的姿态,超越全国各大学的独树一帜的新貌进入新纪元。

在理学院和工学院之间有块谷地,经过长时间的平地整修辟为体育场,又辟了几处篮球场。还有东湖靠近学校一边投入股份,兴建了游泳池和许多建筑物,重要的是给生物系养殖和捕劳鱼类作试验之用。

武昌到珞珈山,路途遥远。当时武昌城电灯安装不久,自来水的建设刚刚开始,更无力把水管连到珞珈山上。新校舍建筑工地上工人数千,工程浇灌,必须大量用水,专靠人挑背负,决不能解决问题。先生考虑及此,决定首先拨款,在建校工程全面开展之前,在东湖边,安装了发电机和打水机,后来在珞珈山顶安装了水塔、水池,解决了全校师生的饮水用水问题。

珞珈山处于武昌郊外,在武大新校舍创建以前,根本没有交通设施。1928年开始修建由武昌东厂口武大旧校舍起,经大东门、宝通寺、街道口至珞珈山学生宿舍长达14里的公路。接着又开辟了教职员住宅至狮子山文、理学院和学生宿舍的几条支线。

操场、水电、公路等约共投资50余万元。

还有武大建设史上值得一提的,是筹划建筑作为武大中心狮子山图书馆。该馆从下层算起,高达9层,投资24万元,这也是当时全国大学没有的。只是当先生离校以前还没有建成。

现在时间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且还饱经战争破坏和敌寇蹂躏,但这些建筑物中的主要部分,都还巍炙不动地屹立在珞珈山头,沿为今用。可见当年建校,对新校舍的建筑基础,是打得何等牢固!这主要是由于当年进行设计、施工时,先生自始至终都是认真贯彻着“百年大计,质量第一”的思想和要求。他当时对于设计人员和施工人员,经常提出的告诫,就是“要对国家百年大计负责”。对于每一张设计图纸,他都亲自审查,反复研究。对于一些重点工程的奠基部份,他都还要一一亲自到场查勘,绝不稍有放松。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精神,深深感动了一些设计人员和施工人员。所以新校舍建筑工程,从设计到施工,都能保证百年大计的质量。现在已胜利通过百年过半的时间考验,使我们感受到心服了!

 

五、武大作资本  蒋介石垂青

1933年,王先生由武大校长调任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从此结束了他前半生的学术生涯,开始了他后半生的政治生涯。

在此之前,他虽曾于1927年离开过大学讲坛,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制局长。但那个法制局,只是以法学专家的身份,备作政府顾问,算不得政治上的当权人物;而且仅只一年,就又回到了他原来的大学岗位。可见他在那时,始终都还基本保持着他的学者身份,略带政治色彩而已。

经过这次调任之后,就不再是政治色彩的专家学者,而是国民党政治舞台上的重要风云人物和蒋介石左右的重要亲信了。当时我国的政治局面,是国民党“以党治国”的局面;所有掌握政府行政大权的各部部长,照例都要由国民党内的当权人物和他们的亲信党羽来担任。而当时王先生,对此还是距离很远的。他虽是曾在辛亥时期,参加过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参加过武昌首义的战斗行列。但他在那时,还只是一名青年学生,在革命队伍中,也只是普通一员。民国成立后,他就一直在海外留学,学成归国后,他又一直在大学里讲学,更使得他同国民党的政治关系,呈现了长期中断的状态。1927年,北伐成功后,他由于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制局长时,只算是回到了国民党阵营,同党内的一些实力派和当权派,他都没有关系;同一直掌握着党政军大权的蒋介石,则更是文武殊途,素昧平生。但是仅过了五年之后,蒋介石在选任教育部长时,竟会选中了他,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坚持其“不抵抗政策”,把东北四省的大好河山,拱手让给日寇,激起了全国人民,首先是全国大学生的极大愤慨和反抗。以大学生为主导的爱国学生运动,顿时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各地的学生请愿队伍,接二连三地涌向了首者南京,把一些“党国要人”都搞得晕头转向,穷于应付。作为全国高等教育领导机关的南京政府教育部,首当其冲,成为众矢之的,遭到了请愿学生队伍的不断围攻。连“部长大人”也被愤怒的学生,打得头破血流,落荒而逃。蒋介石情急无奈,亲自披挂上阵,兼任教育部长和南京中央大学校长,以资镇慑。但结果还是镇不下去,又只好自动下马,退到幕后,另谋物色一位在学术界声望较高,在政治上色彩较淡的人物,来为他充当“挡箭牌”。当时王先生,就正是在这种非常情况下,被蒋介石亲自选中。另一种原因,当先生到武昌建校办学时,蒋介石也因指挥“剿共”军事,来到了他的武汉行营,几次把先生接进行营,为他讲学。有时星期假日,带着他的夫人,同来珞珈山浏览休息,并在此流连多日。当时珞珈山北面坡上有座小洋楼,蒋介石每次来时,先生自然要亲自接待,为他直接接触蒋介石,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方便。而尤其特别重要的,则是当时正值爱国学生运动高潮迭起,许多大学生的正常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呈现动乱,使得一些大学当局束手无策。这时看到武汉大学却是秩序井然,弦歌不辍,不禁大为惊奇,连声称赞先生“治校有方”。并还不时向人们流露:如果我们的大学校长,都能象王先生这样,学潮问题就不会这样严重,不难于平息了!显然对后来蒋介石选任王先生为教育部长,有其重大影响。

先生早年长期留学英、法、饱受欧、美当时所谓“正统派”的政治思想教育,醉心于欧、美式的社会政治生活,对于当时视为所谓“异端邪说”和所谓“洪水猛兽”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深闭固拒,是格格不入的。早在当年就任武大校长时,也曾公开斥责“前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恶化分子所把持”。其所谓“恶化分子”,就是指当时的共产党人而言的。把的基本政治理想和抱负,就是要把他从欧、美学到的那一套,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中国,把他所热爱的“中华民国”,建设成为欧、美式的“民主”国家。他曾亲身经历过北洋军阀的长期黑暗统治,激化了反对军阀混战,渴望国家统一的思想感情。甚至强烈认为,在当时情况下,要想振兴中国,就得首先完成统一,为此而付出重大牺牲,都就是在所不惜的。北伐成功后,特别是在他同蒋介石有了一些私人关系后,他就更把他这种对国家统一的狂热要求和希望,全部寄托到蒋介石身上,并进而对他产生了一些明显的错觉和幻想。当时他在对我们所作的一些政治讲演和时事报告、谈话中,经常要费些力气,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和“反共政策”等等,进行一些辩解。露骨表明了他的政治基调,同蒋介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遥相呼应。同时也就露骨表明了,当时他在思想上,正是一心一意地幻想着,蒋介石有朝一日,能够完成统一,战胜日寇,成为“真正的国家领袖”和“民族英雄”。自然还更幻想着,他自己也有朝一日,能够凭藉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重用,取得最高的政治地位,以实现其“远大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强烈的幻想,他才甘于尽心竭力,为蒋介石当了半辈子的“吹鼓手”、“马前卒”,并终于最后为他当了“殉葬品”,从而悲剧式地结束了自己的后半生政治生涯。

 

六、教育部长并不顺心

从表面上看,先生的后半生政治生涯,始于教育部长,似乎算得登龙有术,显赫一时,实则由于他与蒋及其亲信的关系不深,有时还陷于很深的矛盾和痛苦。从他当时所曾亲自对我谈过下面这些,可以清楚看得出来。

约在1936年春季,我应吴醒亚(地位仅次于陈立夫的国民党C·C·派头子,曾任过安徽、湖北两省政府的代理主席,当时他的公开职务是上海市社会局长)之邀,要由武汉去上海,行前写信告诉先生。他回信要我先经过南京到他那里去一趟,我自然应命去了。那天,他在他的部长办公室里,亲切地接见了我,同我长谈了整整一个上午。首先漫谈了他自就任教育部长以来,在全力应付爱国学潮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接着把话说到他的处境,连声感叹说:“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处于多灾多难之时,教育部则更是灾难集中的地方,很难得有一天安静的日子。‘九·一八’事变后一浪高过一浪的爱国学潮,还没有完全平息,新的大学生闹事问题,又接连而起,而且形式还更加严重,应付更加困难。前两年的爱国学潮,虽然来势迅猛,有如惊涛骇浪,但一般都只是学生自发的爱国运动,情况比较单纯,也还有理可喻;现在各地一些大学里带头闹事的学生,情况就完全不同,他们搞的并不是什么爱国运动,也更不是由于自发,而是由我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党政派系势力所组织发动起来的,不惜用地位、金钱,诱惑和收买学生,做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现在被他们收买组织的学生,已遍及我们所有的大学。这些学生恃有他们作后台,横行校内,胡作非为,有些甚至还从他们那里领到手枪、炸弹等武器,任意制造流血事件,使学校秩序陷于混乱,行政管理陷于瘫痪。而更为严重的,则是这些派系势力的头子,由于直接掌握了学生,就在事实上成了这些大学的最高统治者。教育部所委任的大学校长,不能按教育部的指示办事,而要按他们的指示办事,否则,他们就指挥学生,采取直接行动,用暴力把校长赶走,甚至要教育部屈服于他们的暴力,重新改委了校长。如果他们认为不能满意,也还是要被赶走,或者根本就进不了校门,上不了任。这种非常情况以上海方面为最严重,也使教育部最难堪。我对这种事,不管不行,管又实在管不了,真使我伤透了脑筋!据报告,上海方面的这些事,都是吴醒亚一手干的,我没有办法,也忍无可忍,只得把这些报告,亲自送给先生(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看,向他请求办法。当时汪先生大为震怒,大骂吴醒亚目无政府,实在太不成话,当即下了手令,将吴醒亚撤职查办,并命令他的秘书把这道手令,列入行政院下次例会的议程。我当然极力支持汪先生的这一重大行动,并感到兴奋。认为行政院长能这样亲自出面,认真处理这个问题,以后教育部的事,就要好办多了!却不料就在行政院举行例会的那天清早,我正准备动身去行政院时,陈立夫突然来家里找我。一见面,就急急忙忙地对我说,听说先生为了上海方面学生闹事的问题,对吴醒亚很不满意,要把他撤职查办。今天行政院例会就要通过这条议案。这是一场很大的误会,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因为吴醒亚在上海的一切行动,都是事先请求过先生(蒋介石)的,并得到过批准的。先生这样严厉处分吴醒亚,实际上也就是同先生过不去,势必会不利于汪、蒋合作的大局。我为此特地赶来,向你说明这一情况,请你在会前婉言转告先生,并劝他以大局为重,收回成命,以免造成更大的误会和不幸!我听了不觉心头一怔,真是万没想到这个并不很大的人事问题,竟还有这样复杂的内幕,会引起这样严重的干预。当时我来不及多作考虑,就连忙赶到行政院,看先生到底怎样对付。开会之前,我把陈立夫所说的这些,都对汪先生私下说了。他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但最后清寒是只得一面低声对我说:陈立夫、吴醒亚这帮人,一向都是这样,挟天子以令诸侯,打着先生的招牌来施加压力、实在可恨透了!但他们这帮宠臣,也是轻易得罪不起的,我们犯不着硬去得罪他们,你就暂时忍耐一下,上海方面的问题,以后再另想别的办法来解决;一面把前天下的那份手令,悄悄地收了回来,撕成粉碎,把那条议案,也从例会议程上,一笔勾掉。显然他是已经就此泄气收兵,对陈立夫表示屈服了!我当时本想赌气不干,但因碍于汪先生的情面,只得听从他的劝告。但我也由此更加看透了他们这些领袖人物之间的把戏,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能指靠他们为自己出力。”

这时他才把话转入正题,最后明白对我说:“我这次约你到南京来,就是要请你在会见吴醒亚时,把以上这些情况告诉他,并切实劝告他,不要再这样下去。以后要是他对上海一些大学的校长人选问题有意见,可以先直接和我商量,我保证尊重他的意见;这样,他就可以把他的意见,通过教育部来实现,而不必采用直接行动和暴力手段来实现。其结果是对我好,对他也好,我们又都何乐而不为?而且我们都是湖北人,现在风雨同舟,更应和衷共济。在这大道理上,也能完全说得过去!望你能把我的这些心意,一一向他转告,请他认真考!”

那天王先生对我的长时间的谈话,到此结束。由此可明显看出:(一)当时国民党C·C·派和黄埔系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等,在全国青年学生中,所进行的一些“法西斯”组织及其罪恶活动,都是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至少也是经过他批准或默认了的;(二)C·C·头子陈立夫、吴醒亚等人,在蒋介石的包庇、纵容下,任意横行,目无法纪,连作为国家行政首领的行政院长,也都奈何不得,只能忍辱退让;(三)蒋介石任令吴醒亚组织和发动上海一些大学的学生行凶闹事,肆意破坏教育部的威信,正是由于他一面要利用王先生,为他对付爱国学生运动,一面又害怕先生会夺走了对青年一代的领导权,削弱了他的领袖地位,因而不惜采用这种阴谋手段,暗施阻挠,迫使先生陷于不能行使职权的窘境;(四)先生面临这种窘境,起初还想依靠汪精卫的势力,硬拼一下,但不料汪精卫也是虚有其表,连个吴醒亚也自学得罪不起,最后就只得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甚至不惜这样转弯抹角,低声下气地向吴醒亚乞求合作,实际上也就是缴械投降,以求能于自保,其处境狼狈和心情痛苦的程度,更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

当时我对先生的这种处境,十分同情,对他这样忍让为怀的心情,也能十分谅解,更愿意能对他有所效力。几天后我到上海时,吴醒亚正在病中,但我还是利用探亲的时机,在病榻前对他详谈了这些,并也恳切地劝告了他,他当时似乎也很受感动,再三嘱咐我在转回南京时,先代他向王先生表示谢意,等病好出院后,就马上到南京去找先生面商一切,并保证在他入京前,不让学生再闹事。随后我回南京向王先生复命时,他大为高兴,连说:“他们能同我合作,事情就好办多了!”不用说,他对我这样迅速轻易而切实可靠地完成了他的这项使命,也是很觉满意的。他再三向我表示了好感,并嘱我不要向任何人谈起这件事,静静地等着他的好消息。但不意没过多久(大约不出三两月),吴醒亚不等到病好去南京,就在庐山病死了。这条刚刚牵起的合作线路,到此中断。

 

七、抗战以后  历任要职

第二年“七·七”事变发生,蒋介石已在国共二次合作,全民一致对外的重大压力下,被迫走上了全面抗战的道路,取得抗战领袖的地位,不担心再受到爱国学潮的冲击。因而也就不再需要先生这样的人物,为他充当“挡箭牌”,把先生从教育部长的座位上一脚踢开。很多人为先生感到不平。他的一些亲近同事和学生,更感到非常愤慨。我自然也是其中之一。但我对先生在这几年从政生涯中,所经历的一些痛苦和所受到的一些委屈,是了解得比较深切的。这时也就觉得,先生能趁此机会,跳出复杂险恶的政治圈子,回到清高自在的大学讲坛,也未尝不是一件幸事。当时王先生住在汉口胜利街的一间临时寓所(原是他侄儿王德芳的寓所)里。我到那里去看他,向他表示慰问,并透露了我的这种心愿。他摇头叹息说:“现在国难方殷,我怎能洁身引退?”说着就把他为了一位老前辈逝世所亲拟的唁电稿,顺手递给我看,上面写的大意是:先生德高望重,足为不朽,溘然长逝,无所遗憾,但悲不见九州同耳!我看到电文最后引用的陆放翁临终《示儿》诗句时,不禁怆然觉察到了先生此时此地的沉重心情。大敌当前,大义所在,我不能再劝他退隐书堆。但也一时再无别的话可说,不觉默然低下头来,并随即起身告辞。他在送我出门时反倒劝慰我说:“你不要为我有什么伤感!我现在虽然不当部长了,但先生对我还是非常信任的。我以后对他进言献策,也可能更加方便一些,对抗战的贡献,也可能更多更大一些。我就很能使我满足,个人名位的升降得失,我是无心计较的。”

没过好多天,报纸上发表了先生就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的消息。这是蒋介石政治外交的高级文职幕潦机构。马上联想起所谓以后进言献策,可能还更方便之说,大概是指此而言。当日本侵略者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密向蒋介石进行“诱和”(实际应该说是诱降)的时候,也正是蒋介石在和战问题上动摇得最厉害的时候。由于日寇条件太苛刻,逼得他没有走回头路的余地;同时在另一方面,他身旁的一些“英、美派”人士,为他出谋划策,争取英、美外援。把他的意向拉着转向英美,争取支援,抗战到底。而这些英、美派人士中,先生显然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时人们都把“参事室”说成为蒋介石的“智囊团”。先生作为参事室主任,自然就算是这个“智囊团”的“团长”了。

从后来的一些事实看,先生就一直是在这方面继续发挥着他的优势。如他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的主要工作和任务,就是致力于面向英、美的国际宣传,争取英、美对中国抗战的支援;后又以访英团团长身份,亲自率领全团访问英国,他的目和作用,就自然更加明显。

 

八、老死台湾  不忘武大

先生的晚年,是以台湾度过的。在他去台之前,我已多年没有见到他,此后更是音问断绝,形同隔世。对他的晚年生活,全无了解。在武大七十周年校庆时,恰好遇到一位归自美国的老同学,他和王先生的关系颇为密切。过去先生任宣传部长和外交部长时,他都在王先生身边,担任重要职位。以后他到联合国国际银行工作,长期旅居美国。先生到台湾后,他曾多次回台看望先生。最后,还曾参加过先生的葬礼。对于王先生的晚年生活,他可以算得是了解较多和较为切实的。当时我拉着他,询问先生的晚年情况,他对我说:“先生去台湾后,意愿颇为消沉,蒋介石这时已日暮途穷,对他更视若敝屣,虽在名义上还任以为所谓‘总统府资政’,但实际上则是投置闲散,让他坐上一条‘冷板凳’。他从来不去办公,事实也就是无公可办。他一向沉默寡言,这时更显得突出;有时竟闷坐终日,不发一言。其家人知他心境不佳,也不敢去找他说话。但他身体素健,年过古稀,仍然精神饱满。一些关心他的人,纷纷建议他要找个寄托精神,排遣苦闷的办法。后来他就一头钻进了故宫博物院的古画堆里,朝夕以鉴赏品评故宫古画为乐;并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到《故宫名画三百种》和《艺苑遗珍》这两大艺术著作的编写上。九十寿辰时,门生故旧,贺者盈门。他捧出这两种艺术著作,遍示宾客,自觉十分得意。并还对着大家说:‘我活了九十岁,只有这两点小玩意,算得是我的成功佳作,其它都全无是处!’事后有人说:‘他在说这些话时,看似笑容满面,实则眼角下已不禁流出了辛酸的热泪。’这也许有些夸大,但也确实倒出了他当时的真正心情。”

最后,他对我说:“我每次去台湾看望先生时,他都很少谈起国事。有时我有意问他,他也总是三言两语就支吾过去,不愿多说。但每逢谈到东湖珞珈山时,他却总是津津有味,滔滔不绝,其怀念武大的心情溢于辞表。

“我最后一次看望他时,他已病倒在床。我问他是否愿意去美国疗养?他勉强支起身子,痛切地说:‘我已经走了大半辈子的错路,现在已走到最后一步,不能再错了。台湾虽然是海外孤岛,但总还是我们中华国土的一部份。我不能血沃中原,也要灰留国岛。将来有一天,也许会有海风海潮把我送到崇阳故乡去,那我就真会含笑九泉了。’

“先生终年92岁,临终前给他的儿女留下遗嘱说,切不要在他的墓碑上刻上教育部、外交部部长等官衔,只许刻上‘前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王雪艇先生之墓’。”

我想,这也大概就是他对自己后半生政治生涯的最后忏悔吧!

                                  

                                    (作者为武汉大学第二届毕业生,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九战区《阵中日报》、湖南省《国民日报》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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